改革开放初、中期，离开大都市南下创业曾让众多在体制中被埋没的人才焕发出活力，这样的渠道还可以设法拓得更宽，而不要反过来，让人都挤到大城市去当房奴。
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已把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当作首要任务——目前，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不过，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短期和中期增长大幅减速，它受到许多重要阶层的抵制。
因此，如果消费占GDP比重真的出现上升，那么中国人也得在多年之后或经历比现在低得多的GDP增速之后才会看到显著的升幅。不断收窄的贸易逆差就是那个别的东西。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除了能够抑制中国过度依赖投资来促增长的危险倾向，还应当会缩减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储蓄率正处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杞人忧天者说，假如贸易顺差下降迫使中国缩减债券购买量，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将会剧减，美国的利率将会飙升。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对美元资产的净需求每减少一美元(等同于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变量)，美国政府借贷也会相应地减少一美元。而中国经济增长又严重依赖于投资增长。要在优化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增强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和活力。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重点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增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重大挑战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快健全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服务体系，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业、创新示范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多渠道、多层次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同时要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加快建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要的要素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破解资源环境制约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要求，都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将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未来5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扩大消费需求，是调整需求结构的关键环节，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途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要坚持以城镇化扩大内需增长空间。突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从产业扶持政策、体制机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安排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率先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突破、创造经验，发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推进。要深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必须进一步优化社会管理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是加快要素投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产业结构方面，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多、幅员广、回旋余地大，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引导消费结构升级，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述纽带导致中国出现了非常强的地方增长联盟，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共同经营城市：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工业园区，建设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造更大更豪华的公寓，修建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等等。政府最高领导层也力图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些部门的官员经常就政策事项征询房地产开发商，其中有许多是国有企业，并把这些意见反映给更高层政策制定者。纠正土地供应体制的扭曲机制我国房价高涨有其体制性基础。
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部门，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区位特质性。然而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确切内涵却始终缺乏明确界定。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城市政府作为本地供地单一主体的局面。所以，如果仅从增值税考虑，如此不惜血本吸引制造业投资对地方未必划算。
但此后，中国与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再平行变化。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并给予补偿。
2009年第一季度甚至降到-1.1%。广东早就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实践，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也开始探索一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举措。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房价第一次下降。2003年以来，政府一直在为经济过热而担心，并在2006年和2007年采取了一些强硬的调控措施。
由于有政府担保和廉价土地储备，这些公司成为当地银行的宠儿，大规模的贷款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开发热潮。唯有如此，才能够缓解目前地方政府垄断供地而导致的住宅地价过高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才能够遏制地方政府低价征地、然后血本出让给制造业用地者来大搞开发区的现象，也才能遏制制造业产能过剩带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和过度流动性，并进一步推高房价的情况。
换句话说，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并不是为本地消费者进行生产，他们往往是为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消费者生产可贸易品。但随后，由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却带来了1998年房改以来房地产价格首次停止增长。
所以，我们自然会观察到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储备中心来调节和控制商、住用地的供地规模，提高其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我们对2009年经济刺激期进行一些细致观察，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中央政府当时试图通过刺激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
政府应该做的，不过就是要回归常识，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允许农民和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参与出租房和商品房的开发。笔者近年来在浙江、江苏、山东、成渝地区进行的大量实地访谈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都认为制造业发展将会大大推动本地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带来相关税收收入，同时还会增加服务业的用地需求，从而有助于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值税总额比较可观，但分税制后地方只能够获得其中的25%，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往往会对制造业企业开始几年的企业所得税的地方部分给予一些减免。过度刺激和调控无力之间存在严重的政策效果不对称，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
当然，一旦实施上述政策，地方政府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必然会受到冲击，因此，逐步引入财产税和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土地增值税，实现地方政府从扭曲性的土地预算外财政向以财产税和土地增值税为主体的土地预算内财政的过渡，也势在必行。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都在流动性过剩下，为什么股市和楼市会如此不同？显然，房地产部门有一些特征极大地吸引了投资者。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住房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各国政府肩负着给公民提供体面且可负担住房的责任。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并将这种高地价转嫁给本地服务业的消费者。
房地产开发商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如此亲密，使得几乎所有发达地区在近几年都有与土地和房产开发相关的腐败案件。进入 陶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 土地财政 。
网友点评
已有0条点评 我要点评